试论陈鹤琴幼儿教育的实践与创新

         
[摘要]陈鹤琴先生既是中国现代杰出的儿重心理学家、儿童教育专家，同时也是一位殚精竭虑、呕心沥血的教育实践家。陈老在创建中国现代幼儿教育的历程中所展现的学术风格和人格魅力以及创新精神与献身精神是值得我们继承和弘扬的。
[关键词]幼儿教育；实践；创新
在60多年的教育生涯中，陈鹤琴先生一直在研究中实践，在实践中研究，教育理论研究和教育实践几乎从来没有分离过，在长期的教育科学实践中，逐渐形成了“活教育”理论体系。但这并非陈老追求的最终目标，他继续在实践中探索，不断完善中国化、科学化的教育理论体系及其实施方法。不难看出，理论紧密联系实际是陈老突出的学术风格。再具体探索一下陈老在幼儿教育方面几项开创性贡献的实践经历，还可发现陈老的学术具有中国化、科学化、大众化和一切为儿童的特色。
一、立足中国，融合国外先进教育思想――走中国化道路
中国幼教从20世纪初创办时起，就有严重的外国化倾向。陈老针对这种情况，1927年发表《我们的主张》指出：“倘是一些主张都没有，仍旧像中国初办教育时候，今日抄袭日本，明日抄袭美国，抄来抄去，到底弄不出什么好的教育来。”[1]对此，陈老深感自己身上的重任，他把开创“中国化的幼稚教育”作为自己毕生追求的目标。
陈老反对抄袭外国的教育理论，对中国的传统教育主张批判继承。他在《我们的主张》中说得很明白：“这并不是说美国化的东西是不应当用的，而是因为两个国情上的不同。有的是不应当完全模仿的，尽管在他们美国是很好的教材和教法，但是在我国采用起来到底有许多不妥当的地方。要晓得我们的小孩子不是美国的小孩子，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环境均与美国不同，我们的国情与美国的国情又不是一律的，所以他们视为好的东西，在我们用起来未必都是优良的。”又说：“总之，幼稚园的设施，总应处处以适应本同国情为主体，至于那些具世界性的教材和教法，也可以采用，总以不违反国情为唯一的条件。如此则幼稚园的教育，可收事半功倍之效，可充分适应社会的需要了。”[2]
陈老于1914年8月至1919年8月在美国留学五年，师从多位专家名流，1934年7月至1935年3月又赴欧洲1l国考察教育，较深入地研究了西方先进的教育理念和实践情况。他十分敬仰1816年首创世界上第一所幼稚园的德国人福禄贝尔和1907年创办“孩子之家”人称“意大利之母”的蒙台梭利以及20世纪初先进教育思想的代表人物美国人杜威等国际著名的教育家。但他绝非盲目地信从照搬，而是对他们的教育学说和方法进行了深人的研究和剖析，立足本国，吸取他们先进的教育理论与实践中的有益部分，创建中国化的现代幼儿教育。上个世纪50年代，我国全面学习苏联教育经验时，他也提出要根据我国国情，尊重自己创造的经验．而不应盲目搬用。[3]同样，他在对我国封建主义专制教育进行猛烈抨击时，也绝非全盘否定中国民族文化和教育思想，而是容纳、吸收其中的精华部分。如他赞赏孔子“以身作则”的教育思想，肯定“孟母三迁”的做法，还指出私塾施行的“个别教育”“因材施教”和“行重于学”等都是值得提倡的。在他看来，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经过批判继承，是能与现代新教育精神进行融通的。
陈老创新中国化幼儿教育的目标是适合国情、适合儿童的心理和教育的原理，途径是“依着实验的精神去研究”。[4]具体做法就是创办“中国化”的幼儿教育实验中心――南京鼓楼幼稚园。他把鼓楼幼稚园当作实现自己教育理想的实验基地。1923年春，陈老提出办实验幼儿同的倡议，获东南大学教育科的支持，但一无经费，二无场地房舍。是年秋，陈老就因陋就简地在自己住宅的客厅和院子里办起一所幼稚园，招收附近居民的孩子，连同他自己的长子在内共12名，取名“南京市私立鼓楼幼稚园”，自任园长，请甘梦丹等任教师。陶行知在1924年向世界教育会议的报告《民国十三年中国教育状况》中称：自1923年秋起的鼓楼幼稚园中国化的实验“是意义重大又令人鼓舞的。”[5]至1925年幼稚园已获初步成效，教育科始成立董事会，筹集资金，在其宅旁购地三亩，建立新同舍。是年秋，鼓楼幼稚囝正式作为东南大学教育科实验幼儿园，由该科每月津贴部分实验费，派毕业生、助教张宗麟协助工作。从此，陈老和张宗麟带领鼓楼幼稚园的全体教师，有计划地对幼稚园的教育目标、课程、玩具、设备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实验研究。在研究幼稚同的课程问题时，陈老一开始就提出：“福禄贝尔、蒙台梭利诸士的方法，在当时当地有他们的特殊地位，相当价值。我们现在是中国的幼稚园，似乎不便来抄用。”“我们的教材从哪里来呢?有一小部分是从书本上来的，如歌谣、故事等等，大部分是自然界、社会上日常所见的万事万物。”[6]接着，进行了为期两年的实验，第一次实验不成功就进行第二次，根据第二次实验中发现的问题，再进行第三次实验。经过三期的艰苦实验和探索，陈老以其顽强的毅力和对教育事业的执着追求，终于形成了丰富的幼稚园课程理念，提出“以自然和社会为中心的课程中心制”，强调“要有目标，又要合于生活”“必须预先拟定，但临时得以变更”的课程组织原则，倡导“整个教学法”。在做了精密的实验和深入研究之后，陈老于1927年正式提出《我们的主张》，这是中国化幼稚园教育的宣言书。
1928年5月，陈老应蔡元培主持的大学院(后改为教育部)之聘，与张宗麟、胡叔导等人一起，主持起草《幼稚园课程暂行标准》，其主要根据也是南京鼓楼幼稚同的课程实验结果。1929年8月经中小学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审查通过并颁发全国试行，1932年10月，教育部正式颁布为《幼稚园课程标准》，作为指导各类幼稚园课程建设的纲领性文件。[7]
作为教育家，陈老在制定了《幼稚园课程标准》之后，还编写了许多符合《标准》又具有民族特色的教材和儿童读物。他创编的教材有：《幼稚同课本》16册，与鼓楼幼稚园主任钟昭华、屠哲梅共同选辑《世界儿童节奏集》上、下册，与屠哲梅共同编译《世界儿童歌曲》第一集，编写《拔萝卜》《颜色的故事》《图画故事》《水珠儿》《火孩儿》《石油宝》等儿童故事及歌谣《年老公公》。此外，他还与丁柱中合编《儿童科学丛书》数册，与钟昭华合编《幼稚生应有的习惯和技能表》……[8]从此，在我国幼教领域内，有了中国化的课程标准和教材、教法，基本上扭转了抄袭外国的习气。
二、开创了实地研究中国儿童心理的先河――探索儿童心理发展和儿童教育工作的规律
陈老的一生，是追求真理的一生，是以求真求是的科学态度精心实验、勇于改革创新的一生。早在留美学习的第一年，受霍普金斯大学“真理使你自由”的校训启示，认识到“要学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一个留学生不可能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学完，但若是学得研究的方法和研究的精神，回国后就可以自己去研究学术，去获得知识，去探索真理。”[9]因此，陈老回国后，在为中国教育事业服务的征途中，首先是集中全力找规律，求实证，在实验中精益求精，不断创新。
陈老在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学习文学学科时，就选修了教育学、心理学等课程。1917年进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专心研究教育学和心理学，所学课程包括教育哲学、教育心理学、思维心理学、特殊儿童心理与治疗等。1918年获得教育硕士学位后，又转入该校心理系，师从伍特沃思教授攻读博士学位。一年后，因五年公费留学时间已满，申请延期的回函未到，这时获悉国内爆发“五四”运动，新思潮风起云涌，使他深受鼓舞，决心放弃取得博士学位的机会，应南京高师(后改名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的聘请，回国执教，担任该校教育科的心理学、儿童教育学教授。[10]凭他在国外所学的学识，担任这两门课程的教学任务，应该是驾轻就熟、应付自如的事，然而陈老却选择了一条艰苦的科学实验之路，即运用在国外学得的理论知识，面对中国儿童和中国社会的实际，自己去研究学术，去探求真理，决心要研究中国儿童心理发展的规律，致力于探索出一条中国化、科学化的儿童教育之路。
当时中国的高等师范还不具备实验室研究的条件，他就开创了实地研究中国儿童心理之先河。他从1920年12月26日起对自己的长子连续进行808天的精密观察、详细记录和深人分析。1921年他还对两个侄儿用“直接观察法”进行“好问心”的研究，每天晨晚进行二次，连续27天，其结果优于美国人克伯屈(是陈老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老师)用“问答法”的调查，并有不同的发现。陈老明确表达了与克伯屈不同的学术主张。他说：“我所研究的方法与克氏不同，克氏所用的是问答法，我所用的是直接观察法。”他还说：“儿童的‘什么’问句比他的‘怎样’和‘为何’问句，发生来得早，这个与我所研究的不相符合。…‘问句的体裁与儿童年龄，究竟有否关系?克氏说：儿童先问‘什么’，后问‘为何’与‘怎样’。照我的研究结果看来，年龄与问句，只有多少的关系，并没有问句先后的关系”。[11]这一实例，足以说明陈老在儿童心理方面，无论在研究方法，还是具体论点，都坚持了注重实证的科学态度和原则精神。1922年他又对两个侄儿作关于儿童理解能力的“镜面试验”。由夫人帮助，每晨进行，连续57天，取得了较好的成果。1956年12月，他在南京师范学院第一次科学讨论会上作《从一个儿童的图画发展过程看儿童心理之发展》的学术报告，并从一鸣l―16岁的561张图画中选展了205张。[12]1980年元月，89岁高龄的陈老为原幼专教师赵琳的《一对孪生姐妹》研究报告写序中说：“关于婴幼儿生理心理成长发育的观察记录，正是研究幼儿教育的理论和实际问题的科学著作。”“有人说个别儿童的观察价值不及多数儿童的大。这种观点是偏面的，因为个性中有共性。”[13]我国著名心理学家朱智贤先生曾说：“最早的儿童心理学的研究丁作，可能要算陈鹤琴的日记法的研究。”心理学家高觉敷则对陈鹤琴之摄影研究法深表赞赏，他称这种方法在当时可算是先进的研究方法。虽然当代儿童心理学的研究早已逾越了日记法和摄影法，但陈鹤琴这种对儿童长期精密观察的科学态度和献身儿童心理学研究的实验精神是值得学习提倡的。[14]
陈老对儿童心理的研究都是为教育服务的，他根据自己的研究成果编写了《儿童心理学》讲义，在南京高师讲课时，除讲心理学理论外，常把长子一呜抱到教室里，供学生们实地研究。陈老还要求学生在自己周围选一个儿童为观察对象，作精密的观察记录。陈老在教学过程中，更注重教学生学会学习，他毫无保留地将研究的方法教给学生，真诚地期望他们拿着“金钥匙”可以任意去开启知识的宝藏。同时，培养学生了解儿童、研究儿童的兴趣，与儿童建立感情，树立热爱儿童教育事业的观念。可谓是一种崭新的教学方式。
三、历尽艰辛。创建实践“活教育”的摇篮――江西实验幼师
由于从事抗日活动遭汪伪之忌，陈老被列入黑名单，经中共地下组织和工部局警务处通知，于1939年10月26日离沪。为了实现“幼稚园的教师应当有充分训练”的主张，1940年初，面对去重庆做官还是到江西办学的选择时，陈老果断地表示：“要做事，不做官。”1940年夏，经四处勘察，确定在泰和县文江村大岑山上创办一所公立幼稚师范学校，以培养幼儿教师队伍，实验“活教育’’的理念，从而实现在更大范围内推行中国化的幼儿教育的宏愿。江西省政府划山地340亩为校址，那里荒无人烟，松林遍布。当时建校经费紧缺，陈老决心“以最少的钱来办最好的学校。”自己规划设计，选购建材，并组织力量，开山筑路，建造校舍。从各地陆续聘请了一批热心教育事业、有实干精神和专长的教师共同奋斗。5个月后开始招生，录取新生138名，设三个班，分别取名为“创造”“光明”和“服务”，作为学生的前进方向。
1940年10月1日，幼师正式开学，定名为“江西省立实验幼稚师范学校”，陈老任校长。因校舍、设备等建设均未完成，遂发动全体师生成立十多个建校小组，边学习边劳动，提倡“手脑并用，文武合一”，开荒、筑路、编草、盖房、种菜、养猪等。为解决全校师生用水问题，同两名师傅爬山探水，发现水源，取名“双龙泉”。经师生员工共同奋战，山林问出现了简易而美观且实用的教室、宿舍、礼堂、办公室及其他教学设施，还建立了附小和幼稚园及工场、农场等。陈老亲自为幼师设计校徽――一只象征觉醒的幼狮图案，表示威力无比。陈老还为幼师校歌作词，以激励学生热爱学校，努力实践“活教育”，立志“建设我们的新国家，教导我们的小天使”。[15]
在教学过程中，陈老带领师生共同探索实验，全面开展“活教育”“教学做”合一，活教活学，师生关系亲密．校园充满朝气，人人都有高尚的人生理想，丰富的生活情趣。短短的一年后，昔日的荒山开始变成一所活教育的乐园，在抗战大后方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陈老的努力争取下，1943年2月教育部批准将省立幼师改为国立幼师，学校增设了幼稚师范专修科，以培养幼师的师资和研究人才。此时，国立幼师包括专科部、师范部、小学部、幼稚园、婴儿园等五个部分，还附设国民教育实验区，形成了完整的幼稚师范教育体系。学校从培养目标、课程、教学、训导、教材各方面都依据“活教育”的原理来实施，还联系了周边学校共同进行“活教育”的实验和研究，教改活动进行得普遍而有成效。1944年3月，日寇向赣江西岸窜扰，学校附近的丰城、樟树失守，吉安告急，陈老组织幼师学生成立服务队，为过路伤病士兵服务，5月学校所在地泰和危急，陈老为在赣南重建活教育新园地四处奔走，将师范部、专科部、附小……分散安置，于9月复课，继续实施活教育。1945年1月当局下令解散学校，但此时幼师学生都是与家庭失去联系的“孤儿”，陈老决定对其安危负责。但当他去赣南行署领取教育部拨给幼师的疏散费时，行署专员拒不批准支款，竟对陈老说：“你丢掉学校带着家眷去大后方算了”。陈老十分生气，回到学校面对惊恐不安的师生，坚定地说：“我决不丢掉你们，就是讨饭也要带着你们一起走”。于是四处奔波，筹款借粮，在幼师所在地沦陷前夕，为了让学生及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居然等不及正在赶回学校的儿子(一飞)，陈老就带领二百余师生背着行装，顶风冒雪，长途跋涉。途中陈老勉励师生要“相依为命，同舟共济”“为幼教事业不怕受挫，坚持到底”，并说：“我是你们的校长，也是愿意驮着你们奔走于荒漠的骆驼，我要为你们建筑可以使你们休息、学习、工作、发展的绿洲。”“只要我存在一天，我对教育事业，对你们不会有一丝一毫的懈怠，我要斗争下去的。”旧陈老这种爱生惜才的真诚和苦心，深深感动了学校每一个师生。
1945年3月又选定广昌甘竹乡饶家堡为校址，陈老与师生一起重建校园，学生分散住在村民家中，陈老教育师生与当地群众打成一片。组织学生给村民治病、办学，开展“拜干娘”活动，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幼师很快又恢复了各项教学活动，还在一个旧戏台上为村民办了一个幼稚园。
陈老在江西幼师这块活教育的实验基地上，辛勤耕耘，培育了一代“现代中国人”，江西幼师的同学们在“活教育”的摇篮里，共同经受了战争的磨练，毕业后，大都成为我国的幼教骨干。他们以爱国的热情、高尚的人格、创造和服务的精神传播着“活教育”的火种，推动了中国化幼教事业的蓬勃发展。
四、赤子之心，推进儿童教育大众化――呼吁“一切为儿童”
陈老积极推进儿童教育大众化，特别关心为农村广大儿童创造接受教育的机会。
1926年冬，陶行知在南京创办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陈老就积极支持，并应邀担任该校第二院(幼稚师范院)院长兼指导员。陶行知在《创设乡村幼儿园宣言书》中提出要“用科学的方法建设一个省钱的、平民的、适合于中国国情的乡村幼儿园。”陈老亲自参与指导并派自己的助手张宗麟负责在南京燕子矶、和平门等地建立了一批乡村实验幼儿园。
1947年，陈老发表《战后中国的幼稚教育》，提出“要把幼稚园、托儿所从大都市带到小都市，从城镇带到乡村，从为少数贵妇官绅服务到为工农劳动大众服务。”[17]坯在山海工学团和农友的支持下，由张文郁参加指导，开办了第一个农忙托儿所，另设3个分所，接纳130余名儿童。农忙后，合并为二所长期托儿所，陈老还为此成立董事会，自任董事长，为建造农村托儿所新屋筹集资金，次年新屋落成，陈老亲临现场参加庆典。
为发展农村幼教事业，陈老派幼专学生去农村办农村托儿所和农民识字班，并作为实习的试验点。陈老还支持幼专、幼师学生利用暑假到农村去办农忙托儿所，实验乡村幼稚教育，推广乡村托儿事业。
1935年儿童年实施后，陈老第一个提出“宏愿”，呼吁“一切为儿童”。宏愿共九条：(一)愿全国儿童从今日起，不论贫富、不论智愚，一律享受相当教育，达到身心两方面的最充分的可能发展。(二)愿全国盲哑及其他残疾儿童，都能享受到特殊教育，尽量地发展天赋的才能，成为社会上有用的分子，同时，使他们本身能享受到人类应有的幸福。(三)愿政府及慈幼机关为儿童福利着想，尽力设计，多予儿童以安全的保障。(四)愿全国各处从今以后，所有奴婢、童工等不良制度，完全绝迹。(五)愿全国的父母、导师以及全国的成人们，随时随地本着“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古训，各就自己能力所及之处，保育儿童、救济儿童、感化儿童。(六)愿今后全国的父母们，都具有教育常识，切实了解儿童心理和儿童期的价值。(七)愿全国的妇女们，都自觉着母性的伟大，注意胎教和妊娠期的卫生，造成优良和健全的国民。(八)愿全国教师们，抱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去教导儿童，训练儿童，使他们成为健全的公民。(九)愿全国慈善家和一切成人们，对于凡百救济事业，先从儿童做起，遇到危险先救儿童。[18]”
为了要使所有的孩子都能得到身心健康的发展，他动员所有的幼教工作者都来研究儿童，研究幼儿教育工作，都能懂得儿童的心理，都能掌握儿童教育工作的规律。为了动员广大幼教工作者都来做研究工作，他和陶行知一起组织了我国最早的幼稚教育研究会(1927年)，他创办了我国最早的幼儿教育刊物《幼稚教育》(1927年)。新中国成立后，他向全国政协多次提出关于成立幼儿教育研究会及开展幼教科学实验和研究的提案，提出《建议创办幼儿教育刊物(学前教育)》的提案。1979年全国幼儿教育研究会(即今学前教育研究会前身)成立，他被推选为名誉理事长(时年88岁)。陈老在成立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幼儿教育是一门教育科学，是基础教育的基础。”“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把亿万幼儿培养成祖国未来的坚强生力军，我建议必须十分重视和切实开展对幼儿教育的科学实验，用以促进全民族的幼儿教育事业的发展。”[19]
陈老的一生是以赤子之心热爱、尊重儿童、一切为儿童而鞠躬尽瘁的一生。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全国幼教界掀起一股学习研究陈鹤琴教育思想的热潮，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上海、北京、江苏、安徽、陕西等十多个省市成立了陈鹤琴教育思想研究会，相信在今后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进程中，鹤琴精神及其教育思想将会发挥更好的作用。
主要参考文献：
[1][2][4][6][7][8][9][10][11][12][15][16][17]北京市教科所编．陈鹤琴全集[C]．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10页、第110一111页、第110页、第6―7页、第223页、第284页、第591―592页、第696页、第257页、第737页、第717页、第719一720页、第561页．
[3][13]陕西省陈研会编．鹤琴之声，第17期．
[5]上海市陈研会编．陈鹤琴生平年表，第9页．
[14]黄书光．陈鹤琴与现代中国教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6页．
[18][19]陈鹤琴．创建中国化科学化的现代幼儿教育[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