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教习对中国幼教事业初期发展的影响

一、引入日本教习的历史背景
　　清朝末年，看到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迅速发展，清政府选派了大量学生赴日学习教育，同时成批的官绅赴日考察学务，再加上部分维新人士在日本避乱时致力于学术和教育方面的研究，使得日本的幼稚园教育得以正式完整地传人中国，其代表性人物有吴汝纶、罗振玉、严修、梁启超、吴朱哲、曹广权、吴荫培等。吴汝纶在日本考察约3个月时间，返国后作《东游丛录》向张百熙报告日本的教育情况。这本书对日本的教育史、近代学制体系、各级学堂章程、教育统计，尤其是帝国大学之制度与课程，有详细的记录，对《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的制订产生了重要影响。光绪29年11月(1904年1月)由张之洞、张百熙、荣庆合订的“癸卯学制”正式颁行。此学制大量模仿日本学制，也将幼儿教育列入其中，并为此专门制订了《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这是中国近代由政府正式颁布实行的第一部有关幼儿教育的教育法规。
　　中国在派留学生去日本学习，派出代表团赴日考察教育的同时，还有一个重要举措就是聘请日本教习。新的教育制度建立以后，各地都开始设立新式学堂，师资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为此，“曾经用向日本遣送速成生的办法，但一则三个月半年的速成没有学到什么，只带回了一纸文凭，授课教学仍然不能胜任；加上大量派遣学生到日本，在经济负担上，也难以维持，何况还会起相反作用——怕派出去的学生，成了‘乱党’回来。”清朝统治者在权衡利弊后，决定向外国(主要是日本)聘请教习来中国授课，以代替学生到日本去留学。当时聘请日本教习的学校几乎遍及全中国，从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都有他们的身影，在幼儿教育机构中，日本教习更成为了主心骨。
　　二、日本教习在中国幼教机构中的分布与作用
　　我国第一所公办幼教机构是光绪29年8月(1903年9月)由两湖总督张之洞策划，湖北巡抚端方主持的湖北幼稚园。虽然光绪28年(1902)基督教各会在华建立的学校中已有供小孩子上学的察物学堂，即幼稚园6所，但这些虽具有平民性、计划性、目的性的幼教机构由于不具备中国自身的“民族性”，因此还不能算作中国公共幼教机构的开端。湖北幼稚园的开办使中国的幼儿教育冲破了一家一户各自为政的家庭教育的局限，迈开了社会化的第一步。
　　清朝末年，蒙养制度是跟着癸卯学制的颁布而仓促确立的，设备、教材没有任何准备，而且当时中国女教未开，也没有培养幼教师资的师范学校，致使幼教师资匮乏成为最严重的问题，清末幼稚园不得不从日本聘请了大量的保姆或教习。如湖北幼稚园当时就聘请了户野美知惠等三名日太保姆，她们也是最早来华的日本幼稚园教习。
　　汪向荣经过长期研究，曾在其专著《日本教习》一书中列出全国各地学校当时聘请的日本教习的姓名与来历，其中关于幼稚园或蒙养院中日本教习的情况统计如下：
　　从表1可以看出，当时到中国幼稚园或蒙养院执教的日本教习不少是具有真才实学的，为我国幼教事业的初期发展确实做过许多贡献。如户野美知惠毕业于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在母校任教，1903年秋被聘为湖北幼稚园的园长。湖北幼稚园从筹建到运营均由户野美知惠和另外两名日本教习担任。户野于1904年拟订了《湖北幼稚园开办章程》，规定幼稚园“重养不重学”，其设园宗旨为“保育身体，培养天赋，养成良好行为习惯”。课程开设议行、训话、幼稚园语、日语、手技、歌唱、游戏7项。据称，《湖北幼稚园开办章程》所规定的开办宗旨和教学内容几乎是1899年日本颁布的《幼稚园保育章程》的翻版。户野美知惠在湖北幼稚园任职两年，与此同时还参与了武昌女子师范学堂的创办，她可以说是中国学前教育的先驱。
　　湖北幼稚园的创立拉开了我国幼儿公共教育发展的序幕，接着，北京京师第一蒙养院、上海务本女塾幼稚舍、湖南蒙养院、福建公立幼稚园等陆续建立。除了公立幼稚园外，还有私人创办的幼稚园，如天津严氏蒙养院、上海私立爱国女学社所附属的蒙养院等也相继成立。1905年创办的湖南蒙养院也曾聘来自日本的春山、佐藤为保姆，所设课程包括：谈话；行仪；读方，即识字；数方，即用指数器数数、记数；手技，即使用经日本改造过的福禄培尔恩物进行活动；乐歌，即音乐、舞蹈；游戏；体操。1905年创办的天津严氏蒙养院的教员由日本人大野铃子及其在保姆讲习所的学生担任，设备从日本进口，保教内容有唱歌、游戏、手工、谈话等，多学自日本，如所唱歌曲大部分由日文翻译过来，谈话故事有日本民间故事桃太郎等。上述蒙养院虽然都设有识字一科，但很明显，识字在其整个教育内容体系中只处于很次要的地位，游戏等活动才是其整个内容体系的中心，其中一些课程的设置即使在今天看来也还是比较合理、进步和科学的。
　　三、日本教习在培养中国最早的幼教师资方面的作用
　　随着幼儿教育事业的发展，蒙养院师资数量不足及质量低下的问题再次凸显，清政府意识到仅派人到外国学习幼儿师资课程和管理理论，或是继续聘请受过高等教育和专门训练的外国教习到中国蒙养院任教还是不够的，中国必须培养自己的幼儿教师。
　　为此，《湖北幼稚园开办章程》规定“幼稚园添设保育科”。所谓保育科也称女子速成保育科，专门招收15-35岁女子学习幼儿师范课程，以培养幼教师资。该保育科由端方主持，于1904年2月正式开办。“当时招收青年妇女六七十人之多，由日本的保姆教习讲授必要的保育知识，是中国成批培养幼教师资的创举。”
　　然而由于当时女教未开，女子上学引得路人伫足观看，议论纷纷。张之洞迫于社会世俗风气的压制，加之他自己的封建纲常礼教思想根深蒂固，于1904年8月以湖北幼稚园所设保育科与颁布的《奏定蒙养园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不合为由，裁撤了保育科，致使幼儿师范教育的发展受到遏制。直到1907年，清政府颁布《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在教育上打破女禁，首次规定女子师范学堂在培养女子小学堂教员的同时，兼训练蒙养院保姆。该章程虽没有明确规定专设训练保姆的机构，但现实中开始出现专门训练保姆的机构。